炎帝（中国上古部落首领）

炎帝与黄帝是华夏始祖。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中国历史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后来，两个部落争夺领地，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汉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但是一直没有弃用华夏族称谓。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母为有娇氏女，名曰女登，是少典的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

炎帝跟黄帝同时代，且均带有传说色彩。从古到今，被视为中华民族始祖象征的炎帝就是与黄帝齐名的炎帝神农氏，据传生于陕西宝鸡姜水（现宝鸡市清姜河流域）。

姓：伊耆，也姓姜

氏：烈山氏

号：神农（神农也是氏，可能是这一部落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称呼，神农氏即对该部落或部落首领的称呼)

名：石年(石年这名极有可能是后世之人所加）

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

出生地：陕西宝鸡姜水

生母：任姒（名女登，有娇氏之女，有熊氏少典之正妃）

涿鹿之战，是距今约50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淮河下游以南的今豫、苏、皖交界地区的蚩尤部落，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炎黄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山海经》中曰灵山）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蓄水冲了蚩尤寨），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东夷部落联盟，并使东夷集团同自己的炎黄集团互结为同盟，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阪泉之战发生于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通过这场战争，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归服了黄帝，同时黄帝取代了炎帝在黄河流域各部落中盟主的地位。因此，这场战争是华夏族形成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

这场战争的原因既有争夺领导权的因素，还有争夺宜农土地的因素。原来，黄帝与炎帝原先居住的姬水、姜水一带因黄河泛滥，逐渐不再适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这样黄帝就首先带领部落开始东迁。据史学家考证，黄帝先是沿着北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沿着桑干河来到现今张家口市涿鹿一带。

华夏是古代中国中原及其以东地区各部族的联合称谓，即对“诸华”和“诸夏”各部落的合称。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炎黄时期，中原周围地区古代的部族可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炎黄集团在涿鹿之战中战胜蚩尤之后，苗蛮集团向南方收缩退却，炎黄集团则东进和东夷集团融合，形成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到春秋时期又基本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华夏族以炎黄族和东夷部落联盟为主体。炎黄两部族最初居住在陕西，融合后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黄帝族方国群。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较多炎帝族方国。他们在东进过程中，和东夷部落联盟不断融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为争夺大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而进行的战争，炎帝族战败，和黄帝族融合，炎黄势力壮大。其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苗蛮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和原来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集团融合。上古大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据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

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的主干，在其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迁移和活动空间也必然是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扩大的，已有多处地方留下有关炎帝生平、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的传说与历史遗迹。其中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就发祥地的说法而言：影响较大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南九嶷山说、湖北随州说，，“黔中”（黔中即今湖南沅陵西，包括今会同）说。其中应以“宝鸡说”较为确信。

其中，陕西宝鸡的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因此他是北方粟作农业的代表和北方农业文明的奠基人，可称为“北方炎帝”。由于炎帝时代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史籍记载了。于是，中国各地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只有北方的炎帝依据传说而名垂千古；由于各种各历史原因，南方炎帝”（南方的农业奠基人）则因为华夏早期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传播途径所限，其影响范围和知名度相对于“北方炎帝”应该是相对较少。炎帝在南方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其对华夏农耕文明的贡献绝对不亚于北方炎帝”，因为湖南发现了早于炎帝数千年距今1.2万年的人工栽培的稻谷。根据史籍记载和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考察，可以初步断定，湖南民俗学者阳国胜提出的“炎帝故里会同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湖南会同就是“南方炎帝”发祥地。《晋书》卷92《文苑传·伏滔》说炎帝生于“黔中之地”，炎帝又号“连山氏”。为炎帝出生地提供了史籍上的证据。再根据阳国胜提供的《“炎帝故里会同新说”证据材料》，参以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实地考察，“炎帝故里会同说”的证据则更充分了。会同境内也有常羊山，它既是炎帝的出生地，也是炎帝的居住地，更是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炎帝所尝“断肠草”，据阳国胜说，该草“据《本草纲目》记载即”钩吻”，钩吻只适宜生长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阳国胜还根据自己对古籍和古地名的研究和考证，认为连山就是今会同的连山；炎帝所出生的华阳之常羊山，其“华阳”指巴蜀地区（会同在其地望内），“常羊山”则指会同连山境内的常羊山。与连山一山之隔的马鞍乡境内有“神农山”“神农庙”。相传炎帝发明了“茶饮”，连山至今还完整地保存一个“茶亭庵”（遗迹在北方炎帝故里似未见到，会同保存的“茶亭庵”正好说明了炎帝在南方的特色）。炎帝“日中为市”的传说广为流传，会同连山地区称“日中为市”为“赶连山”。如此等等，这些都为炎帝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事实上炎帝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它代表的是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自然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故事新解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操作。中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与农业相关的部分著述（据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文》：

《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

《神农之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

《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又《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食货志》晁错引《神农之教》）

《神农占》：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四月四日，风从东来，植豆善。西来，四日至七日，中豆善。七日至十日，稚豆善。十四日无风，不种豆。从冬至日到来年，满六十日，有大风雨折树木，麦大善。从平朔至食时，植麦善。至日中，中麦善。至日入，稚麦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种。四月朔日，风从东来，从平明至辰时，植黍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黍善。月朔日入，清明蚕善。正月有甲子，籴初贵後贱。正月上辛，温者善，风寒者不好。（《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据《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民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据此而言，炎帝神农氏生活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吕氏春秋·爱类》又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说明炎帝神农氏时代又已出现“身亲耕，妻亲织”的家庭形式，这又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的标志。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时代是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初创的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并按照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进行推断，这个时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早于黄帝轩辕氏时代数百年，而某些史书中所记载的炎帝、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乃至黄帝降服炎帝的说法，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既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成果，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考古中，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大方的方向发展，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

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充盈，带来了产品的剩余。从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炎帝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开始萌芽。《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炎帝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剩余产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加速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奴隶社会的私有制转变，为孕育新的社会体制埋下了伏笔。

《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路史.外纪》亦云：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害，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能产生特殊的反应。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正是这种以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中国中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文化。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带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齐俗训》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天下为公、团结友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从发掘出的墓葬来看，当时以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且在婚姻制度上有了缔结和嫁娶之礼，使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人们对家庭的道德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

同时，原始农业还带动了人类对天文、地理、气象的研究。在原始社会里，刀耕火种在很大一方面只能望天收，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对于炎帝神农氏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史书曾有详细的记载。《白虎通》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历日”。《主术训》云：”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时尝。”这无不反映出当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收成，人们对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的研究，这也成为原始社会开拓农业文化的泉流。

左丘明《世本·作篇》记载：“神农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

汉代学者桓潭《新论·琴道篇》则明确地说：“琴，神农造也。”认为神农氏掌握政权后，曾“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五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杨雄在《杨子》一书中写道：“昔有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

有专家经过考证认为，“神农琴”上的五根弦名宫、商、角、徵、羽，实际上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所指的五声音阶。

《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种之；作陶治斤斧，为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与助，百果藏实”。

《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而耒耜的发明和五谷的种植在考古中均得到证实。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件木耜，六十四件骨耜，四件石耜等。随州市冷坡垭，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稻谷的遗存和大量的生产工具。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农业构成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更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发展奠定了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基础，更是我们研究炎帝神农文化内涵的前提条件。 

赤水氏的女儿听訞

赤水氏的女儿听訞和炎帝生了炎居、生女儿女娃(精卫)

炎居生节并

节并生戏器

戏器生祝融

祝融生共工

共工生术器、后土

后土生噎鸣

噎鸣生十二子，待考

炎帝政权又分为两大支脉，一为炎帝魁隗氏政权，一为炎帝神农氏政权。

炎帝魁隗氏发祥于秦岭常羊山，兴起于赤水（今贵州赤水市），建帝都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传七帝而失政，被炎帝神农氏取而代之。

炎帝魁隗氏政权起于公元前5008年，讫于公元前4766年，历六任帝，传国虚记二百四十三年。这六任帝是：

1、 魁隗，在位执政虚记五十八年（公元前5008——前4951年）。

2、 炎居，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四年（公元前4951——前4918年）。

3、 节并，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三年（公元前4918——前4876年）。

4、 戏器，在位执政虚记五十年（公元前4876——前4827年）。

5、 祝融，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七年（公元前4827——前4781年）。

6、 共工，在位执政虚记十六年（公元前4781——前4766年）。

部族首领称炎帝，名石年，姜姓，羊图腾。号神农氏，为神农氏族，始生地在姜水（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炎帝神农氏政权共传八任帝，传国虚记二百五十四年（前4766—前4513）。

首任帝、神农，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四年（公元前4766——前4733年）。

二任帝、临魁，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二年（公元前4733——前4692年）。

三任帝、姜承，在位执政虚记三十八年（公元前4692——前4655年）。

四任帝、姜明，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八年（公元前4655——前4628年）。

五任帝、姜宜，在位执政虚记四十七年（公元前4628——前4582年）。

六任帝、姜来，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年（公元前4582——前4563年）。

七任帝、姜克，在位执政虚记二十五年（公元前4563——前4539年）。

八任帝、榆罔，在位执政虚记二十七年（公元前4539——前4513年）。

炎帝之后（一曰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中对共工怒触不周山有详尽的描写：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礼记·祭法》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首领为伯夷，姜姓，传为共工之从孙，曾助禹平治水土。后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zhǎng），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

第九世，名器，榆罔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一世，名术嚣，祝融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嚣子。

第十三世，名垂，勾龙子。

第十四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尧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此世系，有叠加部分，存有很大争议；更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可信。

因为炎帝神农（Yandi；Yan Emperor）并不单是一个，而是对这一时期多个早期华夏族杰出部落首领的统称，这些人可能距今6000年至5500年之间活动于姜水之岸（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其后部落发展扩大，迁徙并活跃于山东菏泽、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均是炎帝故里。 

这反映了神农部落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中以宝鸡的炎帝陵为第一代炎帝的陵墓。宝鸡是早期华夏部落联盟主干——炎帝部落（华族）的发祥地。第一代炎帝生于常羊山蒙峪沟，长于姜水，是农业之神，医药之圣，因以火德王，故名炎帝，号神农氏。《白虎通义》中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一代、二代炎帝均生活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其后，炎帝部落壮大辐射到其他地区，后代炎帝活跃于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使这些地方都留下炎帝陵。

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如今的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炎帝陵（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Yandi in Zhuzhou）。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享有“神州第一陵”之誉。它坐落于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里处的鹿原陂。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十大文化遗产、新潇湘人文八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湖南省最佳景区。炎帝陵祭典被列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主要建筑有炎帝陵殿和神农大殿。炎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陕西宝鸡也有所谓的炎帝陵，但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如炎陵县的炎帝陵，亦没有得到历朝历代的官方认可。近些年来，为了统一华夏儿女的爱国爱民族情感，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呼吁中央要尽快出台炎帝陵的法律地位，以免给人一帝多陵之错觉，给华人朝觐带来混乱。

炎帝行宫是一处重要的炎帝遗存，位于山西省高平市东北14.5公里的故关村。

该宫建于村中偏南，创建年代不详，至迟在明代已有。坐北面南，单进院。现有正殿、午台、圣贤殿等。正殿三间，进深六椽，前殿悬山顶。院内现存，明、清碑四通。

据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重修炎帝行宫碑”记载：“神农炎帝行宫磐基在故关里村前，肇基太古，无文考验，祠在换马村东南，现存坟冢，木栏绕护，然祠与宫相去几百余步也。”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

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代罗泌撰《路史》就记述得更具体：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地方史《酃县志》记载，此地西汉时已有陵，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兴，邑人担心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代，佛教传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兴寺”，然而陵前“时有奉祀”。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67—983年），朝廷将事官虑炎帝陵地僻路险，舟车不便，奏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宋太宗诏许，即移鹿原陂炎帝庙于茶陵县城南五里处。此后凡二百余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均在茶陵县城南炎帝祠庙进行，鹿原陂炎帝庙几近湮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炎帝庙，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奏请朝廷，废陵前唐兴寺而重建炎帝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后，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属酃县境地，隶属衡州府管辖。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宋代以后，元代近百年间，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动，而未有诏修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有关炎帝陵庙的修葺，史书记载颇详。较大规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这次重修是在原庙旧址上拓宽兴建，基本上改变了旧庙原貌。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县县令派人于路旁募款，发起重修。新庙规模虽因循旧制，但庙貌大为改观。

清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有据可查的约有9次。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南明将领盖遇时部进驻炎陵，屯兵庙侧，炎帝陵庙惨遭破坏。是后，当地官民士绅及时进行了补葺，但由于战争频仍，资金缺乏，修葺未能完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圣祖玄烨遣太仆寺少卿王绅前来炎帝陵告灾致祭。王见陵庙栋宇损坏严重，入告于朝，奏请修葺，圣祖准奏。由酃县知县龚佳蔚督工，整修一新，但是未能恢复前代规模。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知县张浚奉文动用国帑，按清王朝公布颁行的古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陵庙也统称陵殿而正其名。这次修建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形成了“前三门——行礼亭——正殿——陵寝”的四进格局。整座陵殿为仿皇宫建筑，气势恢宏，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特色。

清朝最大的一次修复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由知县俞昌会主持、当地士绅百姓募资捐款所进行的一次重修。重修工程自孟夏开始，年底竣工，费时 8个月有余。这次重修后的炎帝陵殿，高大宽敞，金碧辉煌，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各附属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与主殿相辉相映，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为炎陵山增添了无限秀色。

民国年间，炎帝陵殿的修葺活动，据有关文字记载有4次：第一次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酃县知事瞿燮捐资百元，连同炎帝陵修葺费14元，交人筹措修复，土木将兴，旋因湘军驻陵侧，以至无法施工而作罢。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连年兵祸，陵庙倾圯在即，酃县政府再次呈文请修，湖南省政府拨款500元，令县长欧阳枚鸠工修葺。第三次是1936年。酃县县长夏礼鉴于“炎陵殿宇年久失修，多已损坏”，于年初组建了修复炎陵筹备委员会。但是半途而废，修复计划未能实施。第四次是1940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的一次大修。1940年日军犯西南，为防患于未然，薛岳拟将省政府迁酃县炎陵山。是年春，拨专款于炎陵山修建省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和员工宿舍，修筑了茶陵至酃县炎陵山的简易公路，同时对炎陵殿宇进行了全面修葺。

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除夕之夜，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被焚。炎帝陵殿被焚以后，重新修复炎帝陵殿已成为广大炎黄子孙的强烈愿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复条件日趋成熟。1986年 6月28日，由酃县人民政府主持，陵殿修复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到1988年10月胜利竣工。重修后的炎帝陵殿，规模较前稍有扩大，整个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分为五进：第一进为午门，第二进为行礼亭，第三进为主殿，第四进为墓碑亭，第五进为墓冢。殿外修复了咏丰台、天使馆、鹿原亭等附属建筑。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重檐翘角，气势恢宏，富有民族传统风格。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修炎帝陵后，国家和省、市高度重视炎帝陵建设，先后投入资金1亿多元，自1994年起自今，株洲炎帝陵已举行了8次全球华人公祭炎帝活动，甚至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在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呼吁将炎帝陵公祭列入国家级祭祀。

关于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了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比如湖南的炎帝陵纪念馆就是把炎帝作为神农来祭祀的，所以纪念馆内就有炎帝尝百草的主题。而另一派则认为炎帝和神农是两个系统的人，扯不上关系，因此不可能是同一人。

古代史书关于神农氏的世代记载是这样的：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到黄帝部落崛起的时候才衰落下去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前面忘了说明的需要说明一下，即神农氏以前包括神农氏的时代，像伏羲，女娲，神农这样的称呼乃是对于某个部落或者部落的若干代首领的统称，而不是对唯一一个君主的称呼。但是后世的学者们往往产生歧见，比如关于古蜀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多人都认为蚕从和鱼凫是古蜀国的两代君王，但是实际上蚕从和鱼凫乃是两个分别长达数百年的古蜀国王朝，每个王朝都有十几个世代。（《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提到：黄帝崛起的时候，恰好“神农世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请注意这个“世”字。）这就是为什么伏曦，女娲，神农的统治往往高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原因。按照一世三十年计算，那么神农氏统治的时期大约为两千年（如果是十七个世代则大约是五百年）黄帝的时代，在距今大约五千年以前，以此上推两千年，大约就可以推断出神农氏统治开始于距今大约七千年以前。

炎帝：少典部落之子，其母是有蟜氏之女名叫安（女）登，炎帝因生于姜水（传说是神龙的子孙，因为龙头长得像羊头），故以姜为姓，名石年，其初国伊继国耆，合而称之故又号曰：伊耆氏。古代原始社会人很少而禽兽很多，所以都吃禽兽肉，到炎帝烈山氏姜石年的时候人民很多而禽兽已经不足，野生素食能吃的也都吃了，但还是不能解决人民的饥饿，于是炎帝烈山氏姜石年根据天时、地利，制作了劳动工具，教导人民耕种田地，种植庄稼作物，彻底解决了人民的饥饿，百姓也得以更好的繁衍息。百姓赞炎帝烈山氏姜石年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谓之神农。”后世继位的帝王称之曰：炎帝神农氏“姜某某”，后世继位为帝王者仍沿用炎帝神农氏番号。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取莽（奔水）氏之女曰听詙，生子二：长帝临魁、次桂。炎帝神农氏姜临魁生帝承，炎帝神农氏姜承生帝明、仲贤、希文，炎帝神农氏姜明生帝宜，炎帝神农氏姜宜生帝来，炎帝神农氏姜来生帝裹，帝神农氏姜裹生节茎，节茎生克、戏，戏生炎帝神农氏姜榆罔。炎帝烈山氏传至八帝至炎帝神农氏榆罔（炎帝神农氏榆罔为炎帝烈山氏第十世孙）。炎帝烈山氏姜石年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生卒年份概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

榆罔：姜姓，故全称曰炎帝神农氏姜榆罔。乃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十世孙，炎帝神农氏姜裹之曾孙，是继炎帝烈山氏姜石年后的第八位帝王，与黄帝公孙轩辕同时代人。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居于空桑，后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其中以蚩尤最为暴虐，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势力已经衰弱，没有能力进行征伐，于是被迫居于涿鹿，诸侯公孙轩辕实懋圣德，平定了天下暴乱，所以诸侯都归顺了他，所以公孙轩辕代替了炎帝神农氏姜榆罔而治理天下为天子。炎帝神农氏姜榆罔在位五十五年，降封于洛，耻于受封，遂迁于潇湘茶乡之尾 （故崩葬于潇湘茶乡之尾，当地民众仍以帝王之礼厚葬了他，今湖南炎陵的炎帝陵。故陕西宝鸡有炎帝陵，我经过历史古籍及文脉推断赞同后此为第一代炎帝烈山氏（神农氏）姜石年的陵墓。山西高平有炎帝陵，河南商丘有炎帝陵，湖北随州有炎帝陵，当为另六位炎帝神农氏某三位帝王的陵墓。炎帝神农氏姜榆罔之七世孙伯夷在尧帝身边担任四岳官职，即天下四方诸侯统领。在舜帝身边担任秩宗官职，典朕三礼。辅佐大禹帝平水土功劳甚大。为尧舜禹身边的股肱重臣，故称之为吕侯，吕即“脊梁”也。封地为吕国（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辑著）卷二十九载：“吕城。（徐）州东五十里。春秋时宋邑。襄元年（注：周简王十四年，即公元前572年。）《太平寰宇纪》卷十五，杜预注：“彭城吕县也，汉为吕县；宋武北征改为寿张县。2000年左右的汉朝人杜预以及500年前的清朝人都认为吕国在彭城徐州东边，靠近宋国，”），为中华吕氏始祖。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可是他又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即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白虎通义·号》说，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耒耜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故号神农。《世本·帝系篇》则首把炎帝和神农氏扯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所以《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而有关烈（厉、列）山氏称号的缘起，又有二说。《路史》认为，烈山原字当作列山或厉山，因神农氏“肇迹”于列山，故以列山、厉山为氏。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则认为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则隐喻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人，说黄帝时，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之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危害最大的炎帝和蚩尤，把他俩伐灭后威望大振，于是代神农氏而有天下。神农氏不事征伐，这与《庄于·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相符合，怎么会变成炎帝这样“侵伐诸侯，暴虐百姓”的人呢？英勇善战的黄帝，竟然要与他“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外，《史记·封禅书》分列炎帝和神农氏为二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主张炎帝、神农氏为二人。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乔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很明显，少典、有乔都应为古国名或部落名。

又司马贞作《三皇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所以跟黄帝大战的那个炎帝不是我们引为圣人的那个炎帝，而应为榆罔。

又有人说“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到黄帝部落崛起的时候才衰落下去了。”这个说法应该是出自《尸子》。《尸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这里要说明一下，按《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是一个部落，它的首位领袖不是“炎黄”中的炎帝。《尸子》中说的七十世应该是整个神农氏共传了七十世，跟《三皇本纪》不一样。

由于上古时的记载缺乏详尽的文献记录和考古资料，所以炎帝与神农氏是否为同一人，至今尚无定论。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黄”是指黄帝，而“炎”就是指神农。他和黄帝一样，不但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英雄和领袖，而且还是道教神话中的重要人物。

神农是伏羲之后的部落首领，被称为炎帝。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在中国各地旅行，采集各种植物，从中发现可以治病的草药，并把有毒的挑选出来告诉人们，对中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传说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的母亲在梦中感受到龙的气，怀孕后生下了他。据说他长着人的身躯，却有牛的脑袋，出生后3天就会说话，5天就会走路，7天就长出了牙齿，长大后，他身材高大，将近3米。后来他向一位神仙请教医术，得到一本书。读了这本书后，他就理解了人得病的原因。于是，他派人到各地去采集药材，然后亲自品尝是否有毒，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甚至一天就尝70多种。就这样，他总共配制了365种药，能治400多种病。据说他就是因此而中毒死去的。传说他还发明了蜡烛，后来就被人们尊为照明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