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非常完善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进而造成儒家创始人孔子，将致力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作为了自身的毕生追求。

以周代礼乐为工具来维护周天子的宗法统治，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视礼乐；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中华“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为基础的。“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不是一开始就是“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乐”，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发展为“礼乐”并重。人民所熟知的礼就是周礼，是周公制定的。

礼乐文化，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近人王国维考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中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围”（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盛玉以奉神人谓之围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因此“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至于其渊源，都归属于上古祭祀文化。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 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曾据之发挥道：礼也者，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礼，若冠礼是；有人与人相接之礼，若士相见礼是；有人对于宗族家族之礼，若昏礼丧礼是；有宗族与宗族间相接之礼，若乡射饮酒诸礼是；有国与国相接之礼，若朝聘燕享诸礼是；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到了周朝，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乐舞修养，并制定了礼乐制度。周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贵族阶层，乐舞修养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实施，是要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安定。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为，道德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非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认为“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彭教授认为“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其中关键又有两点：“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第二,‘敬’是礼的核心。”

孔子反复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于“礼、乐”。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国安邦。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在这里，是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要素来提出的。

礼乐于小处看，则在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达、心胸开朗，同时也知道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就是“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知道什么该作，什么不该作。“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在孔子的设想中，无疑是能够使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应该说，也确实是颇有道理的。譬如虽然读书虽有可能让人变的更加精明、赋予机谋，但总的来说，还更主要还是使人更加知礼，重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谦恭礼让。

历来聪明的君主和国家领导人，都沿袭以礼乐的精神内涵来治理国家。有个故事，说的是晏子谏齐景公重视礼的。一次，齐景公举行酒宴，饮到高兴处，对大臣们说：“各位痛快地饮酒，不要拘束君臣礼节！”晏子对齐景公说：“国君的话不妥！禽兽都是以雄健有力者为首，弱肉强食。大臣们如果抛弃礼节，就有更换国君的危险。”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的背过身子。过了一会，景公出去了。回来后，晏子坐着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饮。景公很生气，对晏子说：“刚才你不是还教训我人不可没有礼节吗？你的礼节哪儿去了？”晏子离开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说：“我哪里敢这样呢？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国君了解没有礼节的实际情形啊。”景公听了，说：“看来是我的错啊！”此后，景公完善礼制，精心治国，官员守礼，百姓肃然。

现代的商业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视物质利益，使中华文明流传几千年的“礼乐精神文化”面临被抛弃的危机。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礼教”和“乐教”也逐渐衰退。由于市场化的“艺术的文化活动”，缺乏它应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内涵，只成为社会的装饰，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从而失去了“真”和“善”，于是乎变成了一种所谓带引号的“理想”。

古人讲的“文以载道”，对于现代文化艺术也是一样。属于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规范，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比如：唐太宗仁德布于四海，让人知道什么是“仁”。人们谈到“孝”，自然会想到帝舜的“仁爱孝悌”、花木兰的替父从军；韩信的“胯下之辱”，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宽容忍让；谈起“忠”会自然想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都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人物、事件，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演绎和体现出来的，并通过小说、戏曲、舞蹈等文艺形式流传开来，并一代代传下去 ^。

礼仪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更引申为一个国家一段时间的社会习俗、典章制度与国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