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人数众多，曾经左右整个四川和陕西等省份，它就是袍哥。四川袍哥的总公口数和总人数均无确切统计资料。从一些不完全的资料看来，1911年保路事起，四川省会的一个区仅是仁字公口即达三百七十四道之多。
新中国成立之初，据统计成都的公口就多大一千多个。其中仅仅四川雅安县的袍哥总人数就达到了10084人之多。各乡镇袍哥组织也发展很快。旧时中国的社会各界都存在着袍哥的势力，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各行各业均有。据有关部门1949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占很大比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一千七百万人”。成都和重庆的袍哥公口、分社、支社数量分别占到了一千多个和五百多个。其中重庆的职业袍哥就高达十万人左右。袍哥如此庞大的势力和人数，在中国社会的帮会组织中是少见的。
清朝新练陆军和绿营中的洪门、汉留人士也不少，后来的四川都督尹昌衡、湖南都督焦达峰、陕西光复军大统领张云山，都是汉留（袍哥）首领。“治城的理（李）讲不得，漩坪的桥（乔）过不得，曲山的署(曾)搬不得，擂鼓的猪(朱)杀不得，通口的舟(周)坐不得，陈家坝的羊(杨)牵不得，小坝的屋(吴)进不得，片口的张(张)开不得”。暗指李、乔、曾、朱、周、杨、吴、张姓袍哥不可招惹。
这时袍哥权、势、财的势力都是令人惊讶，因而平时的婚、丧、寿的排场是办得非常大。用一次“大出丧”事件就可以来印证袍哥所讲的排场有多惊人。1946年夏，袍哥协胜公的二大爷病故。现场设有灵堂，共举办了达一万多次的流水宴席，延时七天七夜。前往吊唁的宾朋大都是成都和附近县区的“龙头大爷”。
来自军政各界的头面人物近三百人参加了送葬仪式。祭嶂、挽联、花圈、锣鼓，长达几十条街，孝帕孝服，形成白色的人流。春熙路、东大街、总府街等闹市，万人夹道路盛况空前。狮子龙灯送丧。沿街码头设香案路祭。“丧葬费耗资四十万大银元，耗费的人力还不计算在内。这笔巨额消耗，都由成都市和有关县的袍哥送礼筹集。”
这些袍哥势力之大连国民政府的选举活动都彻底被操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选举活动，由此引发的竞选闹剧一发不可收拾，更加刺激了袍哥参政的热情。国民政府自1945年秋宣布取消“警保合一”制度，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大概是:由民众普选区代表，再由区代表选举产生区长；由民众普选出参议员再由参议员选举产生议长和制宪国大代表。再次是民众普选出行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参议会选举监察委员等。这次选举在基层上全权由袍哥所垄断。参加竞选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大都是来自乡镇保长和工商界活动的份子。因此竞选人员都利用袍哥组织以获得竞选成功的几率，有些人甚至在临选之前加入袍哥作为靠山，市参议员加入袍哥的就高达百分之八十。
在1947年举行的普选行宪“国大”代表活动，袍哥两大势力的竞选风生水起。袍哥大爷石孝先和卢俊卿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因为背景和靠山不同，最终由以军政团三方支持的石孝先当选。可见袍哥人数之多实力之大，直接可以操纵选举结果，直到建国后袍哥人数才逐渐减少，但是袍哥大爷们留下的传说始终在民间流传。
参考资料
【1】王纯五:《洪门·青帮·袍哥中国旧时民间黑社会习俗》